国外也有企业管理者“过劳死”，但像中国频繁累死的现象实属罕见。1999年，春都董事长高凤来心脏病突发（刚A股上市）。2001年，青岛啤酒彭作义游泳时猝死（56岁）。2004年，爱立信前总裁杨迈健身时猝死（54岁）。网易前CEO孙德棣死于胃癌（38岁）。王均瑶死于肠癌（38岁）。2005年，陈逸飞死于胃出血（59岁）。2006年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张国华死于淋巴癌（57岁）……

　　奥登诗曰：“无人知晓癌症的病因，尽管有人装作知晓；就像一个隐藏的刺客，它等着给你一刀。”

　　如果说这些企业家为事业透支、付出了生命，那另一种献身精神也许值得赞赏。2004年4月，麦当劳CEO坎塔卢波心脏病突发，据说因为食用了太多汉堡、薯条。此前他还刚刚发起“反肥胖战略”的公关活动，提倡健康饮食和运动，身体力行地证明了快餐食品的危害性。而继任者查利·贝尔上任不到一年，也因肠癌而去世。所谓死得其所。

　　古代也有陈逸飞这样的艺术家，《韩熙载夜宴图》表达了享乐人生（电影《夜宴》与之无关），依次为“听乐”、“观舞”、“休息”、“清吹”，最后一幕叫《宴散》。

　　有名有钱为什么不能活得轻松潇洒呢？杰里·莱文从1997年其子被害后就一直患抑郁症，被迫离开美国在线后，他和未婚妻开了月景诊所，专为明星和高级经理人设计治疗计划。“生活的创伤远比生意上的任何问题严重得多，当了CEO，你就完全偏离了生活。”莱文又重新感受到了孩提时学当犹太教士体会到的那种灵性。也许他原本入错了行。

　　“疾病是生命的阴面，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。”文学批评家苏珊·桑塔格在《作为隐喻的疾病》中写道。“结核病通常被想象成一种贫困的、匮乏的病，与之形成对照，癌症是中产阶级生活导致的病，与富裕、奢华相联系的病。但是，结核病提供了一种从容的死法，而癌症却提供了一种骇人的痛楚的死法。”

　　不幸之有幸，疾病至少能擦亮人的眼睛，提供一个最终行善的机会。在黑泽明的电影《生之欲》（1952）中，年届六旬的公务员获悉自己胃癌已晚期，只有一年可活了，就辞去工作，做有意义的事，投身到邻近一个贫民窟的事业，反对他曾为之效劳的衙门。有些富人生前就设立基金会，“及时行善”。

　　作为隐喻的死亡

　　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约翰·列侬唱道：“他们希望的是将我钉在十字架上”，结果自己却被一个疯狂的歌迷杀害。与偶像告别，罗大佑玩了第一次，俗气得令人垂头丧气；张国荣玩了最后一次，仓促得令人触目惊心。索尔·贝娄曾经把诺贝尔文学奖比作“死亡之吻”，并在小说《拉维尔斯坦》中写道：“再没有比怕死更布尔乔亚的了。”

　　有的死亡充满创意。作为美国商业罪案史上的里程碑，64岁的安然创始人肯尼斯·雷被判45年监禁，今年7月5日，他却因心脏病去世。另有说法雷并没有死，他在权贵朋友的协助下人间蒸发，潜逃至瑞典隐居，以逃避法律的制裁。

　　《飘》的女主角说，“死亡，纳税，生孩子！这三件事，哪一件也没有合适的时间容你选择的。”但在澳大利亚，这都可以。1979年7月1日起澳大利亚废除遗产税，当年7月初死亡率突然上升，6月底降幅则相当惊人，每20起可能死亡中，就有一起被推迟，以逃脱全额遗产税。